雷曼兄弟倒閉三周年后的今天，新聞標題再也難見“后危機時代”的字眼，因為我們分明還在這場危機中——在一度顯露生機后，全球經濟已再次陷入迷霧：發達經濟體深陷債務危機，新興市場增速放緩，各國決策者都在爭相尋找對策，但又無奈地陷入兩難與分歧之中。

與此同時，在2009年全球政府聯手一致出臺大規模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救市”之后，美聯儲在2010年11月又以第二輪量化寬松(QE2)為美國經濟打了一劑強心針。

而時至今日，歐美債務危機再次揭開了世界經濟的“傷疤”：在一次次被打入強心針之后，在一次次市場狂歡之后，世界經濟依然傷痕累累，全球市場仍舊滿目瘡痍——危機從未過去，遭受危機重創的世界經濟現在必須直面增速放慢的現實。

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慢”是難以容忍的，是絕不能讓它發生的。但這一次，“慢”卻是發人深省的，是讓一個病入膏肓的巨人恢復健康的必需品。

在雷曼兄弟倒閉三周年之際，夏季達沃斯迎來了五周年。今年的論壇主題恰恰告訴我們：慢下來，讓全球各界領袖有時間思考“增長的質量”，有動力做出結構性調整，有機會做好準備應對未來更加健康的增長模式。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1夏季達沃斯上發表講話表示：“如果以三年前的9月15日雷曼兄弟銀行倒閉為標志，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三年了，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企業界和專家學者都在深刻反思，探究危機產生的原因，尋求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未來發展之路。”

“慢下來”的世界經濟

溫家寶在2011夏季達沃斯上表示：“目前，世界經濟正在緩慢復蘇，但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加大。無論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都出現回落；一些國家主權債務風險增大，引起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蕩；主要發達經濟體失業率居高不下，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上升。這些表明了世界經濟復蘇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

正如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Clause Schwarb)指出的那樣，全球經濟存在兩個“疲憊的世界”，即傳統工業國家正努力擺脫較低的經濟增長率，而新興國家卻不同程度地面臨通貨膨脹、經濟泡沫等老問題。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最近也警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歐元和該地區金融機構造成威脅，而今秋全球經濟正步入一個“新的危險區域”。

最近一個為世界經濟(尤其是發達經濟體)敲響警鐘的是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

該組織9月8日公布的中期經濟評估報告下調了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增長預期：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由此前5月份預計的2.9%下調至1.1%，第四季度經濟增長由此前5月份預計的3%下調至0.4%。日本第三季度經濟預計將增長4.1%，而第四季度經濟將陷入停滯。該組織同時預計歐元區三大經濟體第三季度增長1.4%，第四季度經濟萎縮0.4%。

美國經濟復蘇乏力的最新數據佐證則來自美國勞工部9月2日公布的數據，8月份美國非農就業人數為零增長，創下近一年以來的最差紀錄。另外，失業率仍然維持在9.1%。

全球聯手“再刺激”？

隨著全球經濟陷入新一輪的衰退恐慌，那些已經開始緊縮和正打算邁出緊縮步伐的央行行長們不得不“急剎車”，而一些甚至已經“急轉彎”。

土耳其央行8月4日率先把利率降至5.75%的空前新低，8月31日巴西也宣布降息，為其他新興國家敲響警鐘。墨西哥此前表示可能調降借貸成本，專家稱俄羅斯也有大幅降息的條件。與此同時，對于中國的加息預期近日亦是明顯下降。

經濟增速更強勁的新興市場尚且如此，債臺高筑舉步維艱的發達經濟體更不必說。

隨著經濟前景日趨惡化，市場對美聯儲的預期早已從“加息”轉向了“第三輪量化寬松(QE3)”。眼下，對美聯儲在9月20日至21日的貨幣政策會議上將采取進一步寬松政策的預期正不斷升溫。就連提早邁出“緊縮”步伐的歐洲央行也暫停了腳步，暗示貨幣政策態度已轉向寬松，并猶豫不決地思忖著是否該掉頭降息。

野村證券日本首席經濟學家木內登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美聯儲很可能會在9月宣布額外的寬松貨幣政策，在那之后，歐洲央行可能會跟隨美聯儲腳步而降息。日本央行也可能會出臺進一步刺激政策。”

一時間，似乎全球央行都站在了十字路口：眼看經濟放慢，是否該“再刺激”？

呼吁“再刺激”的陣營中，首推的要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

拉加德8月16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題為《勿讓財政剎車阻礙全球經濟復蘇》一文，敦促全球決策者出臺短期刺激措施，支持就業和經濟增長。她在此后多個場合重申了這一觀點。

拉加德建議全球央行應采取“正確的貨幣政策”——多數發達國家應該繼續維持低利率，核心經濟體的中央銀行應該做好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再次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

然而，對于“再刺激”持懷疑態度的人卻占多數，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一方面，財政政策因債臺高筑而舉步維艱；另一方面，貨幣政策效果卻已是強弩之末。事實上，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周就剛剛推出了規模為4470億美元新版就業刺激計劃，盡管前景誘人，但獲得國會通過的概率卻微乎其微。而財政寬松對于深陷債務危機的歐元區而言更是“奢侈品”。

各國的貨幣政策也幾近寸步難行：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即使還有些許彈藥，但效果與3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新興經濟體則仍然在高通脹壓力下的“兩難”中糾結。

世界經濟將如何恢復元氣？

一切都指向了“慢”，但慢下來的全球經濟該何去何從？

以美國為例，在這場危機之前，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倚賴于家庭消費和企業對于信貸的需求。2008年以后，經濟增長受到美國政府預算和貨幣政策的支持。2011年，經濟再次受到2010年末采取的預算刺激措施的提振，預計增長將達到2.2%的水平。

然而，所有跡象都表明，復蘇還未實現自我維持：攀升的汽油價格、不斷下跌的房價、高失業率以及利潤的不均衡分配，這些現象困擾著復蘇中的美國經濟。相比標準普爾對美國主權信用的降級和聯邦政府的債務違約風險，人們更加擔心的是美國實現其增長潛力的能力。

“家庭消費是美國經濟增長是否能實現自我維持的決定性因素；而美國企業增長無疑將成為經濟是否能通過制造就業機會和利潤分配的重新定義回歸美好時代的關鍵。”國際信用保險與管理服務集團科法斯(Coface)相關人士9月13日對本報記者表示。

這意味著，“慢下來”的美國必須走出依賴負債而過度消費的過往，走向量入為出、注重就業機會和利潤分配的未來。

同樣，中國也正在“慢下來”，并且在此過程中學習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并且與國際經濟“再平衡”。

“慢下來”是為了增長的質量。“當今全球經濟環境的復雜性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重視和鼓勵增長的質和量，并應融入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發展的概念，以更全面地了解我們的需要和可行的措施。”施瓦布如是說。